“我把书往地上一放，对他说，我是来给你送书的。如果你要抓人，我就在你面前。”陆石被汪文风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“什么书？”
“《天安门革命诗抄》！”汪文风直截了当。
陆石一把抱住汪文风说：“我的好同志啊。”
这一幕多么像1980年代电影中的某个桥段。100天后，白晓朗被放了出来，公安部还将过去收集来的天安门事件的“罪证”——另外900多首诗也交给了“童怀周”，于是，就有了后来再版的1000多首的《天安门革命诗抄》。
“谁是‘童怀周’真正的发起者？”
“这事有过争议。社会上公认是我。当年大家就是一门心思地想出《诗抄》，纪念周总理，反对‘四人帮’，谁会想到那么多功利的事情？可能……后来看到我的生活起了变化，人心就起了变化……”
汪文风的眼中掠过了一丝困惑。
邓小平“最凶恶的刽子手”
所谓生活起变化，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上，汪文风当选由100人重组而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。“中央大报刊登的中纪委成员名单上，出现了我的名字，所有认识我的人都跑来问我。我不敢确实，一律推说不知道，万一重名怎么办？”
直到1979年1月4日，汪文风收到参加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请柬，才敢确认报上登的汪文风真是自己。
会议前后开了18天，由第一书记陈云主持会议，第二书记邓颖超、第三书记胡耀邦分别作了发言。会议做出的重要决定之一，就是对康生、谢富治等人的问题进行审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