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月5日的北京天安门运动被镇压后，汪文风成了首当其冲的怀疑对象，他的文字记录被没收过，“许多字的一横一竖一撇一捺，以及各种偏旁字头，都用铅笔画了圈圈，做过笔迹鉴定。”同时，院工宣队长和革委会主任召开了全院几百人的党员大会，以追查天安门广场活动和“反革命政治谣言”为名，声色俱厉地对他进行了当众审查。
事实上，不仅是汪文风，他的孩子、学生、朋友，以及所有汉语教研室的同事，都参与了天安门的写诗、抄诗和藏诗。诗词的少部分副件，作为抄录来的，按清理规定上交了，大部分原件藏进了蜂窝煤炉的夹层，用塑料纸包好埋进花盆，卷进绵线团，用绵线缠了数十百层，作为线团存放起来。
10月10日，“四人帮”被捕，但两个“凡是”和“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”，使天安门事件依然压在汪文风们的心头上，让他们喘不过气来。“眼看着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日快逼近了，我们只有冒险一搏，不要命了。”他们把隐藏的天安门诗词挖出来，找一个钢板字刻得好的同事刻字，油印了近二百份《天安门革命诗抄》。
《诗抄》有了，还需名正言顺。于是，通过自愿签名的方式，汪文风与15个参与收集、编辑《诗抄》的汉语教研室的同事共同组织了“童怀周”小组。
这15人分别是：李先辉、白晓朗、黄林妹、胡连朴、刘兰英、蒋士珍、黄玉文、罗丹、杨昆明、张润今、石淑兴、赖梅华、刘志宽、赵寿安、朱清颐。
1977年1月8日，周总理逝世周年纪念，以“童怀周”小组名义油印的115首《天安门革命诗抄》，贴在了天安门广场，立刻轰动北京，轰动全国，轰动海外，“那时来二外院要《诗抄》的人，真是川流不息，络绎不绝，搞得整个二外院像北京的大栅栏似的。”
就在《天安门革命诗抄》铅字版出版后，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。“童怀周”小组成员之一白晓朗突然被捕，罪名是在天安门张贴批判“四人帮”、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大字报，“因为我们的行动激怒了参与镇压天安门运动，依然还在台上的当权者，冲击了‘两个凡是’的围墙。”汪文风解释道。
一天傍晚，他背起一袋子《诗抄》，走进公安部，敲响了原公安部宣传室主任陆石的家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