汪文风曾在他的著作《从童怀周到审江青》中详尽描述过北京二外院“文革”伊始的紧张气氛：
1966年新学期一开始，虽然还在上课，但领导班子的精力都放在搞“文化大革命”上了。校领导发动学生批判《二月提纲》 ；学习“五·一六通知”，批判“反动路线”；看“有问题的电影”，批判“反动电影”。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，黑云压城城欲摧，人心惶惶，莫衷一是。
由于“政治问题”，汪文风在1965年底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调到二外院担任政治部办公室负责人，不满一年，又由于“历史问题”加“政治问题”，被改派到汉语教研室当主任。1966年8月，毛泽东的《炮打司令部——我的一张大字报》发出，革命呼声迅即响遍全国大专院校。二外院里，几个通宵达旦的批判大会下来后，从反右倾开始，就是挨整专业户的汪文风，也由“保皇派”到“保皇狗”，“保皇党总书记”再到“小爬虫”、“变色龙”。
“‘小爬虫’是指我在群众运动中发表不同意‘文革’的言论。另外，我在解放前参加地下工作时，暴露了身份，蹲过国民党的大牢。你想想，一个坐过国民党的牢而没死，还出来的人。我又被组织派去对国民党特务进行过调查工作。‘文化大革命’起来后，一抓‘特务’，看到我有那么多关系，不是特务也成了‘特务’，因此，我在‘文化大革命’中的问题是连连升级的。”
于是，很自然的，周恩来逝世后，这只“小爬虫”的一言一行便受到学院“文革”当权派的暗中监视。
“他们没明着阻止我对总理的爱，在这点上，就算是江青也不敢明着反对的。”
汪文风拿到了一张票，那是一张1月12日到14日，由中共中央国务院、中央军委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吊唁周恩来仪式的入场券。对于那晚的吊唁，汪文风只说了句“人山人海”。
真正令他记忆深刻的是另外一个悼念场景：大批首都居民、机关干部、工人、农民、学生和解放军指战员自发来到天安门广场，为周恩来举行悼念仪式。天安门广场中央镌刻有周恩来手书碑文的人民英雄纪念碑，成了人们追悼、怀念的主要场地。短短几天里，纪念碑周围放满花圈，四面松墙上也都缀满了白花。
“两个悼念同时进行。在当时，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吊唁才属合法，而天安门的悼念仪式是江青他们不满意的，幸而这两个场面，我都参加了。”汪文风微笑地说道，“那年3月起就有人在广场贴诗了，我都是偷偷去看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