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因为“英式立宪”与“民主共和”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，所以，武昌的枪声响起之后，由本地乡绅，也就是由立宪派掌控的各省咨议局，在没有任何事先约定的情况下，迅速行动起来，或领导宣布独立(如云南、福建)，或抵制进攻革命党(如广东)，或劝说、迫使巡抚独立(如浙江、安徽、贵州)……与革命党联手推翻了清廷。
咨议局是清廷在“预备立宪”阶段设立的地方民意机构，咨议局在辛亥年的集体倒戈，既意味着清廷丧失了合法性，也意味着民国的诞生有着极为充分的“民意基础”——当然，这种“民意基础”主要集中于精英知识分子，包括激进的革命党知识分子和保守的立宪派知识分子。至于底层民众，他们虽然因为痛恨“清末新政”(几乎所有的新政名目，都成了官吏们借机敛财的机会)，而乐于看到清廷的垮台，但对“民权”、“民国”，却并无多少主动的需求。这恐怕也正是民国成立后民主政治迟迟难以建立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7、严重缺乏最基本的社会基础，无论是民国还是清廷，都不可能造就真正的民主政治
廓清了民国诞生的真实民意逻辑，就不难发现，当下大陆知识界流行的许多对辛亥革命的“反思”有多么不靠谱。譬如李泽厚先生的观点：“很简单，如果没有辛亥革命，中国可能会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实现社会的转型。在辛亥革命之前，清政府已经在进行改革。比如，那时制订的法律，在今天看也是很超前的。”(《李泽厚：告别辛亥革命》，《信睿》第六期，2011年8月)
这种观点的错误之处有三。其一，将革命与改良简单视作对立面，仿佛二者水火不容。其实历史的真相恰恰相反，晚清的最后十年里，革命与改良实乃一体两面。如徐锡麟刺杀恩铭之后，拥护改良的《大公报》刊文称“实为可贺”，理由是：“贺其鞭策我政府速行立宪也”;满族亲贵奕劻、端方也说，必须要加快立宪步伐，如此才能消弭革命党的影响力。其二，将辛亥革命单纯看作革命党的产物。殊不知，相对于此前失败的黄花岗等历次起义，武昌的枪声并没有显出特别的强大，其之所以能够使清廷瞬间土崩瓦解，恰恰在于立宪派在经历了1908年之后的种种绝望之后，选择了与革命党站在一起。没有立宪派的及时响应，就没有辛亥革命的成功。立宪派们自己当年都绝望放弃了清廷，后人却仍在幻想“如果没有辛亥革命”，岂不可笑?其三，并不区分立宪派的改良和朝廷的改良之间的巨大区别，须知，若没有立宪派的支持，朝廷岂能以一副空架子将改良落实到基层?
当然，不可否认，民国成立之后，出现了太多太多的问题。但若因为存在这些问题，就调转头去否定辛亥革命，喊什么“告别革命”的口号，恐怕就有些滑稽。设想一下：即便没有武昌的一声枪响，让立宪派继续他们的“英式立宪”梦，其情形与1912年的民国，其实也不会有什么两样：政坛上活跃的还是同样的一群演员，同样的几股势力，同样的政治游戏规则，何以就能保证其结果一定会比革命而生的民国更好呢?真正的问题其实不是出在“革命”上，而在于当时的社会基础。正如杨奎松教授所说，“一种民主革命运动的发生，需要有一个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。中国当时既不存在力量均衡和靠契约解决冲突的文化传统，又不存在一个崇尚民主自由思想的社会基础。哪怕是就思想引入来说，当时也没有做好准备。”甚至于连用白话文办报这样最基本的社会基础条件，也还要等到五四时期才稍有改善，幻想在1912年就实现民主政治，未免太天真了些;而因为没实现民主政治，又把责任推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头上，则未免更天真了——正好比渔夫雨天带着直钩出门钓鱼，没钓到鱼然后怪天不该下雨，然后唠唠叨叨说什么若是晴天肯定就钓到了;可事实上没钓到鱼跟天气哪里有半毛钱的关系呢?社会基础那么差，1909年调查具有选民资格者竟不足总人口的0.4%，这样的大环境下民主政治如何可能搞得起来?换句话说，在1911年前后，无论是被推翻的清廷，还是新成立的民国，其实都没有可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。
但也正因为如此，革命就成了必然的结局。当民主政治成为时代的“政治正确”，清廷愈不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(更何况其主观上根本无意搞民主政治)，革命的正当性和号召力就会越来越大——尽管革命最后限于社会基础，也并不能真正建立民主政治，但这已是后话。革命党会收获越来越多的正当性，立宪派会与朝廷的离心力会越来越大，这个趋势，终有一天会发展到将朝廷拉下马来。